数字媒体已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关键力量。2025年，一系列旨在规范和促进数字媒体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这些政策在推动行业创新的同时，也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向。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旗帜，在数字媒体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既有数字技术赋能带来的传播机遇，也遭遇诸多风险挑战。深入研究并建构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对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字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现状与关键问题聚焦

  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新契机。《2025-2030年中国数字媒体行业市场深度研究与战略咨询分析报告》从概念内涵来看，数字媒体是数字技术与媒体深度融合的产物，智能手机、电脑、网络及各类传媒平台是其重要载体，同时还衍生出元宇宙等数字化生存形态。学界对数字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在传播形态重塑上，数字技术为塑造和整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提供新契机，促进其在多元平台裂变式扩散，实现跨界传播，还使信息生产者与传播者角色出现重合，优化传播效应。在叙事方式革新方面，数字媒体改善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氛围，赋予其智慧化表达功能，协调话语体系内在结构，促进话语内容形象呈现，使其更契合大众认知习惯。在传播效果改善上，数字媒体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用户感官体验和认知深度，加深主流意识形态感性化与亲和化传播态势。

  然而，面对数字媒体时代 “舆论生态”“媒体格局” 及 “传播方式” 的深刻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适应性、风险应对以及防范实践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深入研究和解决。

  二、数字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建构的现实驱动因素剖析

  (一)数字媒体异化引发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危机

  在 “AI + 数字技术 + 媒体” 的技术场域下，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共同作用，导致数字媒体异化，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资本逻辑主导下，数字媒体为追求利润，构筑数字牢笼，消解受众主体理性，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削弱主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权。技术逻辑推动媒体数字化的同时，也使数字媒体发展偏离人的需求，其产生的隐性意识形态影响受众思维和行为，加剧意识形态操纵。

  (二)数字媒体话语赋权过载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消解

  数字媒体赋予民众自主传播渠道和自由表达空间，引发 “自媒体浪潮”，但也对传统主流媒体话语优势造成冲击。非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媒介渗透，个人话语过度表达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依赖现实权力延伸，在数字媒体轻松交流氛围中难以引发共鸣。

  (三)数字舆论生态重塑加剧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风险

  数字舆论生态打破信息交往限制，重塑舆论格局，带来意识形态风险。舆论参与主体利益诉求不同，易将话题引入 “歧义” 空间，增加主流舆论引导难度。数字舆论圈层化特点导致不同阶层矛盾，使主流意识形态在非理性情绪中被误解，难以发挥凝聚力。

  (四)数字媒体功能娱乐化倾向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

  娱乐在数字媒体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数字技术赋权下，传媒功能过度娱乐化。资本打造娱乐平台传播低俗信息，控制和诱导群众价值标准与审美习惯娱乐化、低俗化，使强调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遭受非理性解读，理性权威被解构。

  三、数字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要素及其联动关系解析

  (一)主体要素与资源要素联动：明确角色定位与提升运营效果

  主体要素与资源要素联动确定了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的核心内容和责任边界。政府、数字媒体和受众群体等主体需明确各自角色，政府发挥 “总把关人” 和 “总调度者” 作用，媒体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地位，群众发挥监督协助作用。通过主体间的协调发力，在应对显性意识形态风险时能形成强大合力，如在一些重大舆论事件中，各方协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但面对隐性风险，需塑造意识形态治理共同体，提升机制运营效果。

  (二)主体要素与技术要素联动：塑造目标指向与优化运行逻辑

  主体要素与技术要素联动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的目标和运行逻辑。不同主体利益诉求不同，技术要素可协调各方，形成统一目标。政府、媒体和群众主体分别遵循不同治理逻辑，需吸收多元治理逻辑，寻求风险防范最大公约数。同时，要坚持主体驾驭技术，实现数字媒体 “工具性” 与 “目的性” 统一，确保技术服务于主体实践。

  (三)技术要素与资源要素联动：营造环境主场与增强互动成效

  技术要素与资源要素联动形成了风险防范机制的环境和互动基础。二者相互配合，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和规范功能。利用技术塑造良好传播形象，消除认知隔阂;融合视觉和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吸引力传播环境;借助智能算法实现有效信息传递，塑造多元传播环境主场，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数字媒体协同进化。

  四、数字媒体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实施路径

  (一)构建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接受与分析机制

  在数字媒体时代，识别和应对意识形态风险需发挥数字技术优势。通过运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监管风险信息产生和传播，搜寻高风险领域并化解风险。建构风险模拟情景，评估测试信息数据，把握风险 “风向标”，预测并控制风险。建立风险信息数据库，划分风险类型和程度，构建风险层级评估体系，防止风险耦合。

  (二)完善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决策与应对机制

  接受和分析风险后，要及时决策应对。强化主流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设置主流意识形态议题，提供优质内容，融入数字媒体传播空间。形成党政机关、媒体平台和网络群众协同治理格局，规范自媒体运营，培育 “意见领袖”，引导网络舆情，发挥群众治理动力。

  (三)建立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反馈与调适机制

  由于数字媒体时代风险复杂，需根据应对效果反馈调适。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导力，打造平等对话空间，在不同数字媒体领域引导群众参与意识形态教育。引入人工智能审核和社会监督机制，促进反馈与调适良性互动，优化宣传策略。

  (四)健全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评估与总结机制

  风险防范取得效果后，需专业评估总结。建立专业理论人才队伍，培养适应数字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人才。综合考虑各主体立场，全面评估总结，收集多方意见，完善评价体系，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 原则，维持机制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2025年数字媒体行业政策为研究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提供了新背景。数字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异化、话语赋权过载、舆论生态重塑和功能娱乐化等风险挑战。通过明确主体、资源和技术要素的联动关系，构建接受与分析、决策与应对、反馈与调适、评价与总结等阶段的风险防范机制，能够有效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在未来发展中，还需持续关注数字媒体行业动态和政策变化，不断完善风险防范机制，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数字时代稳固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建设筑牢坚实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