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了解，在广东东莞市专门以乞讨谋生的约有3000余人。这些职业化乞讨人员背后，往往是残暴的犯罪集团，他们故意使小孩、老人致残，然后逼他们乞讨。一位曾混迹东莞丐帮的老人王秀勇称：帮主为了利润，会把幼童的腿砸断，而幼童越惨，帮主越赚钱。为了防止大一点的孩子报警，丐帮会给他们吃强力安眠药。这样的孩子寿命很短，随时会被扔掉。

　　王秀勇曾在一个由河南周口人组成的“丐帮”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帮主是个农民，由三四个老乡充当打手，控制着十几个残疾儿童。残疾儿童多是买来、租来，甚至偷来、骗来、抢来。王秀勇一次和“丐帮”人员冲突后，跑去石碣镇公安分局举报，对方竟称：“这是你们丐帮的事儿，我们这个管不了……你们找民政部门。”

　　把孩子弄残，逼迫乞讨，这种事在社会上并不是秘密。按理说，只要看见残疾儿童乞讨，警方都应该调查一下。如果政府、警方能多一点责任心，类似“东莞丐帮”这种残害逼迫儿童乞讨的罪恶应该无处容身。解释不了的问题却是，在东莞，一伙丐帮开着中巴车带领残疾儿童乞讨，居然一干就是十年之久。当地政府、警方要么不闻不问，要么没有报警就不出警，那么实质上这就是见危不救，见恶不除，是严重的渎职犯罪。而正是这种渎职，成就了罪恶的丐帮的保护伞。否则，那些开着中巴车公行于市的丐帮，一天都生存不下去。

　　被害儿童家属向警方报案，结果是，“基本上警察那边派出所那边基本上是，连一个什么回话的都没有的，说实话我也不是太相信。”警方不作为或叫渎职，对丐帮来说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不知道那些丐帮帮主想没想过，应该给当地警方送上感谢信。

　　阅读中国报告大厅发布的《2010-2015年后危机时代东莞房地产行业发展形势分析及投资效益预测报告》

　　东莞丐帮的罪恶，已不只是强迫乞讨，而是涉嫌多重犯罪：绑架、拐卖人口;非法拘禁;虐待儿童乃至故意杀人。丐帮罪恶越重，警方渎职的性质也越重。只是不明白，面对种种公开的违法犯罪问题，东莞警方总能听之任之?仅其中的一伙丐帮团伙，在东莞地界上就悠哉悠哉地晃悠了十年之久，如入无法无天之境地，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保卫公共安全、人民利益也好，有困难找警察也罢，难道仅仅是好听的口号?绑架拐卖幼童，并把他们活活弄残，最终扔掉……这种事都不管，警方是干什么吃的?

　　中国报告大厅、宇博智业市场研究员表示，不作为的背后，往往还有权力寻租。王秀勇称：东莞市各个镇区人口稠密，灰色盈利空间大。为了管理片区表面处于稳定状态，警方和不少帮派达成默契。警方给予空间，帮派则管好手下众人。帮派定时进贡，大家相安无事。

　　如果说不作为以及权力寻租只是执法层面的不给力，那么，上溯到立法层面，《刑法》对于拐卖儿童的打击力度同样远远不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曾指出，拐卖儿童三人以上才可能处以死刑，他拿拐卖儿童和贩毒做比较，贩毒50克应当“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拐卖儿童一到两人只是5年到10年有期徒刑，严重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公民人身不可出卖，而或买或租乃至偷、骗、抢来儿童，故意弄残，逼其乞讨，以为牟利工具，不仅危及受害者本人，家属也得承受散尽家财的寻人成本、生不如死的精神折磨，不啻毁人、毁家的严重犯罪。

　　中国报告大厅、宇博智业市场研究员表示，东莞丐帮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但是在“陌生人社会”的异乡东莞市，他们其实已转农民为游民。这样的伤天害理之事，并不会发生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传统乡土“熟人社会”，因为有宗法礼教的规约在。在异乡东莞市，他们是既游离出了传统宗法礼教的规约，但囿于制度化城乡、地域壁垒的隔断，难以融入常态社会，加之警方的不作为或者权力寻租，以及自身行径的诡秘，就又游离在现代法治的规约之外，从事黑色经济，进行暴力犯罪，无所禁忌，人性之恶给释放出来了。

　　有专家观点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管理工作实际上陷入了“三不管”的境地，很多受害者得不到救助。而我认为这种问题与乞讨救助制度关系不大，东莞的强迫儿童乞讨属于严重刑事犯罪，而不是简单的乞讨问题。2011年公安部曾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打击组织、强迫、诱骗、拐卖未成年人乞讨等违法犯罪和解救受害未成年人工作。构成违法犯罪的，要依法予以处理。东莞警方是如何落实的?

　　放纵丐帮，是对社会的严重犯罪——人人都没有安全感，谁家的孩子都可能沦为乞讨儿。警察们想没想过，任丐帮优哉游哉，有一天会不会轮到自己家孩子?

　　最大的问题不是有人犯罪，而是打击犯罪的人在睡大觉——为犯罪开绿灯。而打击丐帮也好，解决受害儿童也罢，要先处理执法渎职问题。如果渎职无责无罪，即便严打，日后还可能卷土重来。

　　民众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保护民众人身安全、打击犯罪是警方的职责。一方面，有必要调整《刑法》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条文，加大对拐卖儿童的震慑和打击力度，以及通过对渎职人员的严惩重处来倒逼警方的积极履职。另一方面，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传统乡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即契约、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犯罪集团“丐帮”的存在，也提示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更新。

　　中国报告大厅、宇博智业市场研究员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亦即承认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政府治理的局限性，强调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主体、NGO等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积极作用，形成多中心治理的多元共治、互动合作局面，以弥补“政府失灵”。犯罪集团“丐帮”既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自然也需要通过社会治理模式的更新转型来加以解决，从而消除社会肌体上出现的毒瘤。

　　而就根本和长远而言之，则还在于推进户籍改革，打破城乡壁垒，促进新移民对城市社会的融入，构建起一体化、全覆盖的法治社会，不留“三不管”的“断裂带”，最大限度消除游民的产生及其活动空间，从而釜底抽薪，降低“丐帮”犯罪这般极端事件的发生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