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许多人都没有工作，生活来源没有得到保障，对于生孩子这事情就暂停阁下了，导致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而疫情没有结束，居家隔离还在继续，预计今年我国的出生人口比例还会继续下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委员会和研究人员提出许多意见，包括提高养老金的金额，生小孩补贴等举措。

  4月1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表了《老龄化、储蓄率、养老金》为主题的演讲。郑秉文认为，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率下降，投资下降将影响经济增速，这在中国是一件大事，因此要大力发展养老金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郑秉文介绍，2021年我国65岁人口占比超过14%，意味着今年正式进入老龄化(aged)，而以前是老龄化中社会(aging)，预计到2035年是超级老龄化(super-aged)。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对中国经济影响明显，首先就是出生率，去年我国净人口增长才42万，预计今年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出生人数，也就是说今年可能人口负增长，比联合国此前预测的人口负增长提前了十几年，这是一个重要指标。”郑秉文表示。

  从出生率来看，郑秉文认为，去年净人口增长才42万，今年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出生人数。联合国原本预测的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在2034年左右，现在提前了十几年，今年很可能是人口负增长了，这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从社保的角度来看老年抚养比数据，即退休的人口比上工作的人口，郑秉文预计，老年抚养比在2030年会提高到25%，到2050年要超过43%，这已经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了。同时，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长是非常快的，预测“十四五”期间能长一岁，具有大约五年长一岁的规律。

  老龄化对家庭储蓄率也会造成影响。郑秉文指出，老龄化将导致家庭的毛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比例是逐渐下降的，家庭债务是攀升的。

  郑秉文进而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其表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我国储蓄率一直在下降，到现在大约下降了七八个百分点，“储蓄率下降表现为其占可支配收入比例逐渐下降，家庭债务攀升，主要表现在房贷、车贷、信用卡三个方面，多家国际机构预测中国家庭债务率非常高。”

  “我们现在建立养老金就在最有利的窗口期，我国储蓄率虽然在下降，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还是最高的国家之一。”郑秉文表示，对于中国来说目前首先要建立第三支柱制度，具体走什么路径，是“哑铃型模式”还是“金字塔型模式”。“遗憾的是我们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试点不尽如人意，试点近4年，还没有宣布结束，无论是人数还是保费收入，都很小，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郑秉文指出，养老金一方面有助于繁荣资本市场，为资本市场提供长期资金。一是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已经有了，有16、17年了，但是很多机构投资者没有长期资金，养老金占中国股市的比例比较少，而发达国家平均是20%左右;二是提供长期股权资本，我们国家股权资本只占社会融资总额的5.4%，与发达国家相比低得多，“尤其资管新规出台几年来，我们的长期资本更少了，因为资管新规要求你的前台产品和后端的资产一一对应起来。”

  另一方面有助于经济发展，从而对冲老龄化影响。一是可以稳定消费预期、撬动消费;二是“离岸”长期资本有助于市场潜力转化为新的业态;三是有助于技术创新;四是养老金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反哺经济。

  “养老金是长期资本，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要素都吸取。现在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资金、资本稀缺，长期资本更稀缺。养老金既是民生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一个生产要素，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发挥它的双重优势，而不应该只发挥它的单重优势，仅仅看成民生。”郑秉文认为。